唐代聊城仕宦家族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为仕宦家族在为官从政期间表现出来的政风，其二为仕宦家族注重家族建设，体现出来的优良家风。《大学》中儒者为天下读书人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仁人君子也奉为圭臬，矢志不渝。
隋唐开科取士后，为寒门子弟广开其道，“学而优则仕”也成为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唐代聊城寒族应时而为，或才学、或科考、或恩荫形成了数个以为官仕宦而闻名的群体，成为一种仕宦家族。
一、荐才贡贤，革新典选
东汉马融在《忠经》中提出：“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唐代聊城仕宦家族基本上都是以文入仕，多为文官，报国之道也多以“贡贤”“兴利”为主，贤者国之干，利者国之用。观城刘氏家族刘林甫祖孙三世担任与选官用人有关的重要职责，刘氏典选革新旧制、廉明公正、知人善任，对待职责实心用事。
刘林甫于唐太宗贞观初年迁吏部侍郎，当时选官是按隋朝惯例，每年铨选自十一月开始，至次年春结束。因选拔官员的时限紧促，选人众多，吏部难以详查选人情况，铨选极不精细，不能做到真正的量才适用，是一个较大的弊端。刘林甫掌管铨选后，加以厘革，“四时听选，随到注擬”，即应选人随到随选，随时注拟官职。这样将选任时间分散开来，利于人员考察和审定，做到量适使用，甚为方便。
此时，全国初定，各州府及应诏授官的人无须到京师，应选人每年尽集吏部，铨选精慎、公允。刘林甫改革铨选制度适应了建朝初期的状况，使应选人很快地各司其职，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因铨选的变革之功，时人常将刘林甫与隋朝的有知人之鉴的吏部侍郎高孝基并誉。随着王朝各项制度的稳定和铨选制度的健全，“四时听选，随到注擬”也就不再适合发展需要了。所以在贞观十九年，同乡马周“以四时选为劳，乃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
刘祥道自高宗永徽初年至显庆四年典选达十年之久，经贞观一朝的发展，虽然朝廷各项制度草创立就，但是有些制度尚未完善。随着社会发展，选人用人制度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了。
刘祥道针对铨选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曾上书陈述指出其弊病，“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指出国家选贤任能存在“伤多”和“伤烂”两个弊端，致使在国家官员定额权限内，入流者多以贿赂买官，加上有些官僚机构臃肿，取人不加甄别，选人鱼龙混杂。
当然，这是时代积攒起来的顽疾，因被既得利益所绑架，又错过了革弊的最佳窗口期，所以极难推行改制。杜正伦担任中书令时，也向朝廷指出选人用人的这个积弊，唐高宗试图加以革新，遂命令杜正伦和刘祥道商议革弊事宜，由于“公卿已下，惮于改作，事竟不行”。既得利益者阻碍较大，革弊之事就此搁浅。刘祥道不仅主张革新旧制，还积极举荐人才。
刘应道在咸亨三年迁任吏部郎中。他廉正公正，即使有权贵请求，他也秉持公正。他曾告诫儿子刘献臣说：“昔有遗第五轮千里马者，彼虽不纳而德其人，吾不以此为是也。”言外之意就是掌管选人之责，就必须选贤任能，不遗漏一个人才。刘应道可以说是当时为官者的典范，完全按照朝廷礼制行事，从不含糊。
武水孙氏家族在选举之中也积极为国家举荐贤才。孙逖任考功员外郎时，全力选拔贤能，重视培养人才，鼓励后辈，任职二年时间里，为朝廷荐得很多俊才，这些名士很多成为国家栋梁，位居高位。其中杜鸿渐官至宰相，颜真卿任职尚书。孙逖在推荐人才上表现出知人善任和用人唯才的思想，他举荐的李华、萧颖士二人皆成为了唐代著名的散文大家。
颜真卿称颂孙逖为“人文之宗师，国风之哲匠”，赞扬他在荐才贡贤方面“雅有清鉴，典考功时，精核进士，虽权要不能通。所奖擢者二十七人，数年间宏词判等，人甲第者一十六人，投校书郎者九人，其余成著名当世，已而多至显官。明年典举，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称孙公而已。”
孙氏家族中的孙瑝在选贤用人上秉持“必搜贞良，不为势屈”的文化品格，注重精选贤良，以才为先。其墓志铭载孙理任御史中丞时，因选拔人才，为别人所诋，“一旦为飞语所中，谪去数千里，人莫得而名之”。
二、勤政廉洁，为政以德
儒家讲求“为政以德”，主张实行“仁政”。“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唐代聊城仕宦家族深受传统儒家影响，为官一任、治理一方需体察百姓疾苦，关心民生，他们在为政实践中表现出勤政兴利、清廉爱民的为政之德。观城刘氏深受儒学影响，为官多重教化。
《旧唐书·刘祥道传》载：“每覆大狱，必歔欷累叹，奏决之日，为之再不食。”刘祥道深受儒家的德政思想影响，始终保持君子的仁爱之心。正如他说的“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当儒法相悖时，更倾向于儒家教化的功用。
刘应道出补梓州玄武县令期间，主张“务以礼教移风俗，不为激察之化”，用儒家礼教教化百姓。他不蓄私产，官俸大都用来缮写经书，保持儒家的操守清介。在为武功县令时，也以仁爱之名闻名于州县。其墓志铭记载：“府君（刘应道）性勤悫，公家之事无大小，莫不专精竭思，或忘寝与食。每朝谒，常以夜过半便饮装整服，坐待晓漏。”可以看出刘应道为政勤恳，实心用事。
刘应道在阳城县令任上，因公事除名。罢官之后，刘应道将近十年不出户庭。高宗总章初年，行将六十岁时，才因甄拔沦滞而任职雍州司功参军。其时雍州的幕僚大多是少年晚进，年近六旬的刘应道身处其间，一直保持着一位儒者的谦逊恭谨。不久，被授为尚书户部员外郎。在此任上，二十二年“不进一阶，还居旧座”。这也说明刘应道不汲汲于官阶权贵，处之坦然。
刘氏家族中的刘齐贤为官正直，史载“高宗闻其方正，甚礼之”。刘齐贤任晋州司马期间，将军史兴宗在陪高宗狩猎时说，晋州的鹞很有名，可以命晋州司马刘齐贤搜求进献。高宗答：“刘齐贤岂捕鹞者邪？卿何以此待之！”由此可以看出，因刘齐贤为官方正，唐高宗非常器重，不忍心以鄙事侮辱他。
武水孙氏家族为官者繁多，其中又多为地方父母官，这个仕宦家族表现出了勤政精干的政德。唐代武水孙氏五世孙孙成能力精干，为官多有政绩。据墓志铭所记：孙成在担任云阳县尉一职时，“邑中庶务，刘并委达，一境决遣而生风，诸曹仆邀而何数。声溢朝听，最归府庭”。京兆府尹刘晏对他十分器重，遇到京畿一带的重要事务每每参考其建议，辅佐处置。
担任苏州刺史时，“列在时彦，郁为才臣，文参教化之本，学务经通志略，今举高第，镇兹雄郡，深荷睿旨，励分圣忧，信人悒然，吴下歌暮，两州连最，百郡为式”，孙成注重文参教化，所治理地方国泰民安，为朝廷解决了很多问题，皇帝赞其政绩奖授金章紫绶。孙成出任桂州刺史时，此地地处边界偏远地带，民族杂居，民智未开，治理难度大，但他出任不久，此地便“……风政载扬，宁壹十连，清变远俗，福润零桂，声颂迎沓”，取得了佳政。
出任信州刺史一职时，他诚心用事，尊重当地习俗，实行教化，达到了“……敦学尚儒，户晓而人劝”的效果。时值信州大旱，他开仓放粮，积极赈灾，饥荒之年并未发生百姓饿亡和流民现象。孙成不仅帮助百姓度过旱灾，而且翌年增户五千。
因为孙成度的政绩受到了皇帝的“诏书褒美”。当地百姓也非常感激孙成，为他“立碑颂德”以纪念功绩。五世孙孙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为人处世多秉承儒家礼法规范。他学优而仕，仕官期间多有政绩，如在滑州白马县令任上，“邑讼既理，戎事兼佐，弦歌有裕”。
六世孙中的孙公乂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典范。其一生主要供职于地方，秉承为政以德的儒家为政思想，每每以百姓为念，为地方造福。会昌二年五月，迁任睦州刺史。睦州地区发展条件较差，也无地方特产，所谓“有金陵之地而无金陵之实，水不通商，陆无异产”，百姓生活贫困。以往地方行政长官不明真实情况，征税不减，一些手工业者苦不堪言。
正如其墓志铭记载的那样，百姓不能安居，流亡于境外，加上官吏管理不善，积数十年之差欠不能解决。孙公乂下车伊始，即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他带领当地百姓“设法开垦，尽平荒芜”，使耕者有其田。流亡百姓闻之，旬月之间，数以万计的流亡百姓回归睦州本地。流民回归后，便开始编制农户户口，鼓励耕织，“推所产之物齐均一之”。睦州初步实现了百姓安居，生产盈盛的局面。
后来孙公乂由睦州调任亳州，睦州百姓传颂功德，念念不忘，纪念这位勤政的父母官。亳州因“壶关阳兵，征发方困，亳实军郡，人多告劳”，多年征战和兵役，使得亳州百姓劳苦不堪。
当地百姓素闻孙公乂勤政爱民，盼望孙公乂到亳州执政就像干枯的禾苗盼望春雨一样。孙公乂到任后，对待百姓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勤勉治政、爱护百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革除亳州痼疾，不久就收到了良好的的效果，孙公乂的善政之名也传遍整个河洛地区。
后有转任吉州刺史，吉州之地“居西山之上源，深入水乡，差接闽岭”，百姓教化不沾，多有“俗上争讼”之事，再加上各级政府做事怠慢，官吏横行霸道，致使民风不纯。孙公乂以去害为本为治政目标，裁汰奸吏，搜求治吏。
治理期间他不畏土豪奸吏的威胁，敢于将个人生命安危置于险地而不顾得，周密计划，“密设捕罗，綦月之间，尽擒元恶”，并对凶徒严加惩处。在这场除恶的行动后，吉州奸凶之徒基本绝迹，达到了政通人和的成效。为了褒扬其治恶之功，“廉使敬公昕录其事，书为符牖，传于属那”。孙公义真正做到了为政勤恳、善政利民，成为为官之典范。
孙景商任温州刺史和滁州刺史期间也有善政，据其墓志铭记载，在治理温州和滁州之时，孙景商慈严兼施、恩威并重，对待煦弱百姓仁慈关爱，对待当地地主豪强则严厉刚毅。他还采取了很多治理措施，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与称赞。因为政绩突出，不久便被征拜为刑部兵部郎中，迁谏议大夫。孙景商在担任京兆尹任一职时，“一持正道，豪人望风敛束。视案牍靡昼夜，试问其官理要目，屈指历历如手持文，居二年，政以清，迁刑部侍郎，风望愈美”。可谓为政勤勉、政以清康。
孙氏家族中文臣不仅治理有道，而且在武功方面也有建树。六世孙孙公器，“时属五溪不率王命，奉诏招讨，克有戎功，去世后累赠司空”。八世孙孙揆在朝廷危机难之际，曾率军征讨叛将李克用。
总结
唐代聊城地区因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隋唐科举制度创制，形成了数个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仕宦家族，包括魏州观城刘氏家族、博州武水孙氏家族、魏州冠氏路季登家族和魏州冠氏路泌家族等，他们虽然各具家族特色，但是有着同一地域、同一时代背景下的共同特征。
这些仕宦家族的形成与聊城地区的文化传承和教育氛围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仕宦家族成员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为宦的历程中始终恪守忠君爱国的政治操守，形成了优良的政风。他们凭借职官的专业优势荐才贡贤，对国家的典选制度进行革新，公正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