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竟与榴花结缘。
院里有株石榴，一入五月，繁花似锦，映入窗扉，烂漫之极。红艳艳的小喇叭吹着丝绸状的花瓣，似乎把人的心都吹亮堂了。可惜小石榴老是挂不住，刚长到山楂般大就落了，早上起来，散落一地，个个青涩稚嫩如小小的花瓶，惹人心疼。“怎么挂不住果呢？”母亲走过树旁，看看树下，又望望枝头，疑惑地说。坐在门槛上纳鞋垫的邻家四嫂抬起了头，开玩笑说：“你四个儿蛋子，让它结什么果？等儿媳妇领进门，石榴就结果了！”母亲的脸顿时绽开了一朵石榴花：“那敢情好哩！”
那时大哥在县城上班，二哥在连云港当兵，都二十好几了。村里一般大的青年，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母亲看在眼里，馋在心里。
后来，儿媳妇像花喜鹊一样，“扑棱棱”的一个接一个飞进了家门。先是大哥大嫂在这院子里结了婚，接着二哥又在连云港本地说了对象。腊月里经堂妹介绍，我认识了玲子，一个喜欢穿运动鞋的女孩子。因为我只是一个小穷老师，玲子的家人都不太赞成，我们偷偷约会了一个春天，终于把玲子“骗”到我家。
那些数不清花儿啊，像一只只红色小喇叭，吹奏着青春的旋律；又像无数只燃烧着的小小火炬那是莺飞燕舞的五月，石榴花开得正艳。一树红花如火似霞，艳红的丝绸样的花瓣，从每一枚肉质厚实的花萼中抽出，似乎在随风飘动。那些数不清花儿啊，像一只只红色小喇叭，吹奏着青春的旋律；又像无数只燃烧着的小小火炬，映亮玲子满眼的惊艳。她的双眸，她的脸颊似乎也有霞光在流溢，在变幻。
榴花开在窗前，灿若云霞，似乎每一个踏进院子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生命的火红与厚重。玲子来的次数渐渐多起来，不为看我，只喜欢围着小小的石榴树转，细细的看那花，细细的数那果，一会儿又大惊小怪的喊起来：“结石榴了！”果然，在繁花嫩叶中间藏着三个小石榴，青核桃般大了。玲子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是我给你带来的好运！”母亲也很高兴:“也该挂果了！”
石榴一天天长大，像三个顽皮的小孩子，在细碎的榴叶间嬉戏。四嫂就开玩笑：“三个石榴，一个儿媳一个；老四捞不着，谁让你没媳妇呢！”老四就憨憨的笑。过了中秋，天渐渐凉了。周末，和玲子回老家吃水饺，母亲从笸箩里掏出一个大石榴，塞给玲子：“你一个，你大嫂一个，还有一个，留着等你二嫂从连云港回来……”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石榴，青黄色的果皮胀得鼓鼓的，还炸开了一条缝，露出几粒红红的籽，非常诱人。玲子没吃，一直搁到深冬我们快要结婚时。石榴的外皮都要枯干了，掰开时里面的籽还新鲜得像刚摘的一样：红红的籽，一粒挨着一粒，密密麻麻、结结实实的挤满了白色薄膜隔开的一个个小室，像珍珠，像玛瑙，晶莹剔透，让人舍不得入口。那份香甜让我在那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里回味了很久。
春天里，玲子开始起反应，不住地呕吐。母亲悄悄弄来一份秘方，说用几味草药配一只大红公鸡煮，吃了准生男孩。我不信。但母亲在我耳边一个劲的唠叨。“男孩，男孩，你一辈子受的罪还不够吗？”“再多我也不嫌。你大哥上次买的是白公鸡，要不……”母亲颇有些后悔。
十几味草药买来了，大红公鸡也买来了。鸡，要做丈夫的亲自杀，亲自煮。我从没杀过鸡，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好作一回屠夫了。我用刀在鸡脖子上来回锯了五六下，才割断血管，放血后，扔到地上，那鸡竟然扑愣着翅膀，满院子里乱飞，好一阵的鸡飞狗跳。好不容易收拾干净，用砂锅放煤炉上用文火炖，炖熟后，取一些肉和汤配草药煮。煮出的那碗汤药黑乎乎的，发出一股难闻的怪异的气味。玲子坐在门槛上（据母亲说，必须坐在门槛上），喝了第一口汤就叫苦：“不喝了，不喝了，我要吐了！”为了不辜负老娘的一番苦心，我哄着她又喝了几口汤，吃了几块肉，剩下的悄悄埋到石榴树下了，没敢让母亲知道。玲子正不爱吃饭，那只红公鸡大部分进了我的肚子。
星期天一大早，小脚的奶奶神神秘秘地把玲子叫走。老天！差点没把我吓死：竟是要玲子去后场把那碌碡大头朝上竖起来，说这样就能生男孩！母亲也悄悄地对我说：“听说，医院里的机器能照出男女来……”我装作听不懂：“不是吃药了吗？保准生男孩！”母亲便不言语，看看我的脸色，轻轻叹口气。那时候石榴正挂果，满树红花耀眼，吹着带红绸的小喇叭，缀满枝间。母亲脸上又浮现出笑意：“今年结这么多石榴，榴籽留子，肯定是个小子！”
农历九月，榴叶如金，青黄色的大石榴挂满枝头。每一个石榴，肚子都鼓鼓的，像极了怀胎十月、大腹便便的孕妇。春华秋实，经过春雨的润泽，夏日的炙烤，生命在秋天这个季节变得如陶瓮般丰硕厚重、浑圆内敛。摘下的每一枚石榴在手中都是沉甸甸的，一如生命般厚重。我嗅到了阳光的气息，尘土的味道，雨露的清香。这些果子经受住了生命历程里的种种考验，从一粒小小的芽儿，一朵弱弱的花儿，长大成一枚硕大的散发着香气的甜果，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这是生命的奇迹，是上苍的恩赐呀！
每一个石榴，肚子都鼓鼓的，像极了怀胎十月、大腹便便的孕妇。石榴熟了，“儿子”预产期也到了。玲子却丝毫没有动静，医院去做B超检查，医生说羊水尚足，胎盘不熟，回家继续等。又等了近二十天，去查，还是不到时候。大哥说：“不能再等，医院去看看吧，毕竟那里水平高。”医院。检查之后，妇产科的老太太说：“羊水不多了，不能再等，要马上住院。”接着吃蓖麻油，打催产素，各种手段用尽，都不管用，只有剖腹产。做手术需把产妇用担架抬到后面内科的四楼手术室，我就去求同病房和隔壁病房陪床的几个大老爷们。大概是“同病相怜”吧，他们痛快地答应了，小心的帮我把担架抬到四楼手术室外，连只烟都不抽，憨厚的笑笑，放下担架都走了。由于手术室正在用，我们只得在外面等。玲子躺在担架上，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无法用语言安慰她，只能使劲攥攥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有点抖，可能是害怕吧。一会儿护士小姐出来把她推了进去。
医院实习时认识这里的医生，跟到里面的办公室等消息。我扒在门缝往里看，却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到声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岳母悄声安慰我：“哪个女人不生孩子？没事的，别担心。”那不仅仅是担心，更多的是心的无所适从，是漫无边际的胡思滥想，似乎心也给人提溜出来，茫茫然不知东西南北。那是多么漫长的一个小时！漫长得像过了一生。终于，大嫂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走出门来：“是个小子，哭得还挺带劲！”那一刻，清脆响亮的哭声成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那一刻，我终于知道：儿子，是我全部的希望，是我生命的延续，是石榴里最饱满的那粒籽！
小家伙特别瘦，一身老皮，满脸皱纹，头顶上稀稀疏疏的几根黄毛，眉毛淡得都看不出来了；哭声倒是响亮。岳母对孩子相来相去，笑着说：“随铁了，跟他爸爸一样丑。”母亲却美滋滋的说：“小男孩，还是丑点好。”玲子醒来后，也发出惊呼：“怎么像个小老头啊！”
妇产科里只有产妇的床位，连着几天没白没黑地熬，实在盹极了，我就蜷在床角想眯一会眼。可玲子不乐意了，一个劲地用脚踹我。大概她觉得生孩子的罪都让女人受了，心里不平衡吧。
那篮石榴多数送了人，我悄悄藏起了一些，直到新年来临，小橱里还剩下几个。剖开干硬的外皮，红红的石榴籽晶莹剔透，亲亲热热地挤满他们的小房间，像一群熟睡的小宝宝。我掐破一粒在儿子嘴里，这小子吧嗒吧嗒嘴，全没尝出什么滋味。倒是大哥家的毛丫刚学会走路，拿石榴当球踢。
后来，搬到镇上的中学里去住，因为住房紧张，只分到了一大一小两间房。六七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杂院里，下班时候，一家做饭，满院飘香；五六个孩子追逐打闹，真是“鸡犬相闻”。
新住所的门前也有一株小小的石榴树，只有拇指粗细，从墙角里斜伸出来，似乎受了压迫，像一个病孱孱的孩子。到了春夏之交，竟也开满绚丽的红花，耀人眼目；只是不结果，连个小石榴纽也不见。来帮儿子看孩子的于大娘问：“这是石榴树还是石榴花，怎么不结果？”那时，儿子正忙着移植一棵从院外挖来的高粱苗，也停了小铲子歪着脑瓜问我：“这是和老家一样的石榴树吗？会结很多很多石榴吗?”我微笑着回答：“会的，会结很多很多石榴的。”
到儿子四岁多的时候，小石榴树上终于结了第一个小石榴，骄傲地挂在繁花嫩叶中间。院里的人见了都惊奇地说：“吆，结石榴了！”似乎大伙都不相信它能结石榴。儿子常常蹲在门边歪着脑袋看这个小石榴，偶尔还用小手戳戳它，看见我瞪眼，笑嘻嘻地跑开了。但儿子终究没能吃上这个石榴，它被玲子单位的一个妇女找走了。一些多年没有孩子的妇女专门找这种只结一个的独石榴，摘前还要唱一首歌：“石榴大哥帮帮我，把你的孩子分我一个……”据说吃了这个石榴就会如愿以偿。
同院的同事一个个搬走了，有去教高中的，有调县城的，有上党政的。工资涨了，地位高了，再见面时就颇有些优越感，仿佛俯视般微微地笑问：“工资还没涨吗？”因为受不了同事在她面前的显摆炫耀，玲子回家也常埋怨：“你看你，这些年争得了什么？要官不是官，要钱钱没有，跟着你就是煎饼糊粥管够！”我唯有苦笑。院里走的人多了，儿子也羡慕得很：“爸爸，咱们搬家吧！”“搬哪里？”“搬到动物园里去。”“为什么？”“因为动物园里有老虎和狗熊啊！”我安慰儿子：“我们不走。我们舍不得这棵石榴树。”“我们可以把石榴树也带上啊！”人挪活树挪死啊，这天真的话语让我无言以对。
或许一项职业干久了，人的闯劲慢慢就被磨平了。对于教育这一行业，我已没有当初的憧憬与激情，但每年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来拜年时，仍让我感受到生命的满足与充实。儿子一天天长大，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也一天天加重。实实在在的日子，清清贫贫的日子，我别无选择。
或许，我也是一颗石榴，是一颗长得瘪瘪歪歪的石榴，虽然不硕大，不饱满，但也在阳光里笑过，在雨露下唱过，在秋风中收获过。我感受过生活的快乐，也感受过生命的厚重。
周末回老家，见石榴树上疏疏落落地挂了几个小石榴，煞是落寞。母亲说：“这石榴也怪，自打你们走后，就没好好结……”莫非，树也感受到了寂寞？
不知为什么，竟颇有些怀念“五月榴花照眼明”的情景了。
今生有缘：榴花与我有一个约会。